先锋女小说家,弗吉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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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豆瓣阅读的《全球书评第3期:伍尔夫的思想撤退》中看到这篇由本片编剧Michael Cunningham写的一篇名为《伍尔夫,母亲,我》的文章。该文清晰解释了编剧由何想起三线叙事,三线间为何关系,各有何指。编剧身患绝症的母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看到朱利安·摩尔扮演的自己,看到孩子对于自己内心以及一生的理解也会有所欣慰吧。
我们所有人,在从事日常事务时,我们实际上徘徊于这个广阔的世界中,并时时刻刻不以我们的存在改变着它。

转载自译言网,译者: zm_1805 原作者:The Guar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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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1 1882年1月25日,弗吉尼娅伍尔夫出生在英国伦敦,英国女作家,被誉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最知名的小说包括《戴洛维夫人》、《灯塔行》、《雅各的房间》。伍尔夫的父亲是文学家兼评论家,她自幼受其父影响,许多作品都与早年的经历有关。 1941年3月28日,伍尔夫来到乌斯河畔,在衣服口袋里面放满了石块,一步一步向河中心走去,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除了给我们留下了一大批美轮美奂的艺术作品外,还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她的死因。从伍尔夫留在下的遗书来看,她自杀完全是因为曾患过精神病,而在即将面临又一次病情的复发之际,伍尔夫不愿连累丈夫伦纳德,于是病发前选择了投河自尽。 伍尔夫第一个丈夫斯特雷奇是个同性恋,两人结婚不久就宣布离婚,相互承诺做一生的朋友,事实上他们也是这样做的,斯特雷奇在离开伍尔夫后,一直惦记她的状况,觉得她身边应该有一个可以照顾她一生的人。于是经过他的大力活动,介绍伍尔夫认识了另外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就是伦纳德。当时伦纳德在锡兰殖民地工作,也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为了伍尔夫,他辞去了在殖民地的工作,起身返回英国。他给伍尔夫写了一封情书,堪称情书中的经典之作:我自私,嫉妒,残酷,好色,爱说谎而且或许更为糟糕。因此,我曾告诫自己永远不要结婚。这主要是因为,我想,我觉得和一个不如我的女人在一起,我无法控制我的这些恶习,而且他的自卑和驯服会逐渐地使我更加变本加厉……正因为你不是那种女性,就把这种危险无限地减少了。也许你就像你自己说的那样,有虚荣心,以自我为中心,不忠实,然而,它们和你的其他品格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你是多么聪明,及至,美丽,坦率。此外,我们毕竟都喜欢对方,我们喜欢同样的东西和同样的人物,我们都很有才气,最重要的还有我们所共同理解的那种真实,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以上是伦纳德写给伍尔夫的一封短短的求婚情书,伍尔夫满怀欣喜的接受了他的求婚,两人在一九一二年结婚。之后,两人一起生活了29年,期间没有发生过争吵,可以说是相敬如宾。 伍尔夫在写作的时候,不出房门,不让任何人看她的手稿,甚至写作的内容,包括伦纳德在内。但是伦纳德先生总是她小说写成以后的第一个读者,总是能客观,公正的提出自己的意见,这给了伍尔夫的写作,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因为伍尔夫对于别人对她作品的评价极为敏感,甚至到了神经质的状态,总是以为别人都在讥笑她,对自己的作品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信心,但是伦纳德不会,这一点伍尔夫十分放心,他是唯一的可以评价其作品而不会引起她不安的人。 可见,伍尔夫是多么的在乎伦纳德,她宁死也愿自己的病给丈夫带来精神上的折磨。 然而,有一部分人认为,事实上伍尔夫的死,并不是因为精神病,而是另有隐情。 1895年母亲去世后,伍尔夫伤心到精神崩溃。后来她在自传《存在的瞬间》中道出她和姐姐瓦奈萨贝尔曾遭受同母异父的哥哥乔治和杰瑞德杜克沃斯的性侵犯。伍尔夫唯一幸存的外甥昆汀贝尔透露,伍尔夫之所以有时候会神经错乱,甚至在自杀前出现幻听,与她少女时期遭受的精神创伤有关。因为少女的经历,使伍尔夫成人之后非常厌恶性生活,更不愿生儿育女,对于同性的依恋甚至一度成为她感情世界里的重心。 1904年她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爵士去世后,她和瓦内萨迁居到了布卢姆斯伯里。后来以她们和几位朋友为中心创立了布卢姆斯伯里派文人团体。她在1905年开始职业写作生涯,刚开始是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撰稿。诚然对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里复杂多变的情感关系,并不能以常人的眼光看待,因此大家都还是比较宽容的,即便如此,伍尔夫的情感状态依然被认为是出格的。她不可救药地依恋着姐姐瓦奈萨,甚至采用一种最为出人意料的极端方式——和姐夫克莱夫调情,并以其作为自己的感情替身或者说傀儡。 后来,伍尔夫与伦纳德结婚后,由于伍尔夫小时候受到的家庭性侵害,在她心中留下阴影,她厌恶性行为,不愿生育,不和丈夫同房,对于这一切,伦纳德都欣然接受。然而,有一天,当他发现妻子与瓦奈萨之间的关系很微妙时,他真的很受打击。在他认为,妻子可以不与他同房,但在精神上她是属于自己的。可是,事实上他与妻子共同生活了29年,他是那么地精心爱呵护她,到头来,妻子在精神上也不完全属于他,真的让伦纳德感到很痛苦。不巧的是,当时的伦纳德在事业上也遭受了打击,这让他情绪非常低落。 而伍尔夫在这件事情上,也是不知所措的。她纵然对姐姐很依恋,但她对伦纳德的情感也是难以害舍的,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才能让丈夫好过点,一度内心比较脆弱的伍尔夫,选择了以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向丈夫表示歉意。 当然,也有人说伍尔夫一生写了那么多文字,经历那么多事,对红尘俗世早已看透。她觉得累了,只想像一阵风似的,轻轻地穿过水草,去一个轻松愉快的世界,那何尝不是一种幸福,何尝不是一种归宿呢?也许,是吧。 不管伍尔夫是因为什么而自尽,就让这个谜成为一个故事,成为一段往事,成为一段祝福……

下为全文:
译者: zm_1805 原作者:The Guardian
我得事先告诉你,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聚会上是很有趣的一个人。这么说,是因为即使在她过世70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常常把她想象成英国文学界的神秘女士,愤怒且悲伤,从文学史上某个昏暗的角落怒视过来,口袋里还紧紧攥着一块石头。
当然,她有过忧伤的时刻。这个我过会儿再谈。但是首先我要向不了解她的人宣布,当她没有沉浸在她阵发性的抑郁中时,她是一个十分热爱聚会的人。她可以就几乎任何话题谈笑风生。她浑身散发着魅力。她对别人说的话很有兴趣(虽然我必须承认,她有时也很打击人)。她热爱未来,期待着可能发生的奇迹。
身为一个无畏的女权主义者,她却很容易因为别人对于她着装的一句嘲讽,连日自责。她不容易自我鼓舞。并且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缺少时尚的细胞。同时,她对她的作品极度缺乏自信。她常常怀疑,她在小说方面“华而不实的实践”,很有可能和其它别人无谓尝试的成果一起,被束之高阁。
很多艺术家身前不被人欣赏,在后世作品却大放异彩,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然而,对于伍尔夫这样一位充满魅力却同时敏感脆弱的女人而言,她患有阵发性的抑郁症,性冷淡,穿衣品味奇怪, 说起来就不像个足够坚强,能经历历史狂风大浪考验的英雄人物。更不用说和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同时期另一位现代主义者)相比。后者大肆鼓吹自己的天才,如同将军规划一场进攻一样,为自己的不朽英名做足准备。
70年前,伍尔夫投河自杀,享年59岁。其中部分原因还在于,她的最后一部小说,《幕间》(Between the Acts),彻底失败。像她这样,在身前对自己的成就如此不敢肯定的伟大作家,相对还是比较少的。
从我自己的小说《时时刻刻》(The Hours)发表之后,因为伍尔夫是我文中的人物,我对她的生活和工作有了些(也许是很肤浅的)了解,却意想不到地成为了公认的这方面的专家。我很惊奇有太多人这样跟我说:“是,伍尔夫是很了不起,但是她成不了乔伊斯,不是吗?”
她确实成不了乔伊斯。因为她就是她自己。她有她的局限之处。她只写上层社会名流的生活,并且与性爱毫不相关。她所有的作品里一共只提及了两次浪漫的亲吻--- 一次在《远航》(The Voyage Out)一书,一次在《戴洛维夫人》(Mrs Dalloway)一书。在这两本相对早期的书之后,她再也没有写过任何情色的片段。
但是说真的,我怀疑人们拿伍尔夫和乔伊斯相比,对她的偏见可能更因为她的写作多关于妇女,以及当时妇女主要掌管的领域--- 家庭事件。而乔伊斯就相对嗅觉灵敏,他写的大多关于男人。
身为女人,伍尔夫特别能够理解没有太多事情可干的女人们所经历的无助感。她知道,并且强调说,主持家务安排聚会的生活未必就一定是没有意义的生活。她使我们明白,即使是最恭俭的家庭生活,对于经历着这种生活方式的人而言,仍然是了不起的征程,不管它在外人的眼里看起来多么平凡。她拒绝像其他大多数作家那样,忽视这种“平凡”的生活。
这也许和伍尔夫本身不稳定的精神状态有关。而且她也担心自己会被当成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而被忽视。如果她担忧过多或是异常兴奋,她就会陷入绝望的精神状态,那时“抑郁”这样的术语相比之下,就显得十分正常了。在她清醒的时刻,她很擅长举办聚会。但别的时刻,她简直叫人无法安慰。她看到幻觉。她用天才特有的致命的犀利,猛烈抨击亲近的人,她的丈夫伦纳德(Leonard)首当其冲。而这苛刻的本领,即使在逻辑丧失的时候,也依然功力不减。这样的弗吉尼亚就一点都不可爱了。
黑暗的魔咒总会逝去,通常也就是几个星期的事。但是伍尔夫却常常笼罩在对下一次魔咒发作的恐惧中,并且她担心自己的精神状态太不稳定,而不能维持作家生涯。当她开始写小说时,她对自身疯狂的恐惧使得她写了两部相对传统的作品:《远航》(The Voyage Out)和《夜与日》(Night and Day)。她想向自己和他人证明,她(大多数时候)足够清醒,也可以像其他小说家一样写出正常的小说,而不是一个疯女人的胡言乱语和疯狂怒吼。她尤其要力图证明自己的健康,因为她的编辑是她同母异父的哥哥乔治•达克沃思(George Duckworth), 而此人曾在她12岁时非礼过她。不难想象,通过这最初的两本书,伍尔夫想向达克沃思证明,他并没有对她造成长久的创伤。也不难想象,同时期几乎没有男性作家身陷这样的境遇。
在《夜与日》出版之后,为了缓解伍尔夫的“黑暗魔咒”和燥郁不安,她和伦纳德搬去了里士满(Richmond)安静的郊区,并在他们自己住处的地下室创立了印刷社。这就是霍加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的发源地。它早期的出版物包括了伍尔夫高度反传统的小说《雅各的房间》(Jacob's Room)。和伦纳德一起出版她自己的作品,造成了很大的变化。很突然地,伍尔夫就不再对任何人作出回应。她已经证明过了她有能力写出类似其他作家的小说。这样,就迎来了她创作的辉煌时期,该时期一直延续到她去世为止。她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雅各的房间》之后,紧接着出版了《戴洛维夫人》,《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奥兰多》(Orlando),并从此一发不可收。
这份新的自由对于伍尔夫成为艺术家很关键,却对她的阵发性抑郁治疗效果不大。抑郁症困扰了她的一生。当时,心理学还完全没有成形。虽然霍加斯出版社后来出版过佛洛依德(Freud)早期的书籍,但是当时伍尔夫却没有任何治疗方案可以借鉴。在二十世纪20年代,人们认为精神不正常起源于牙齿发炎,并最终感染大脑。伍尔夫因此拔过几颗牙,却并没有好转。
尽管如此,如果说伍尔夫比大多数人都更了解最深痛的悲哀的话,她通过奇特的意志显示,她也比几乎所有人都更擅长传递活着的美好--- 那份能够在一个普通的六月的星期二,生活于这个世间的平淡的喜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些粉丝如此狂热的爱着她。她知道生活有多么糟糕。但是,她仍然坚持相信简单永恒的美好,尽管美好往往转瞬即逝。伍尔夫对于世界的热爱与乐观,这份坚定值得我们信任,因为她是一个经历过生活最低谷的作家。在她的书中,生命生生不息,宏伟奢华,美妙绝伦;它超越障碍与挫折。
我在高二的时候第一次读《戴洛维夫人》。我很懒,不是那种可以拿本书读得如痴如醉的孩子(而且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就读的洛杉矶的学校专为懒人修订的课程中,并没有收录此书)。我只是急切想取悦一个当时在读这本书的女孩。我希望,通过显得有文化一点,我可以获得女孩的芳心。
如果你还不了解,《戴洛维夫人》讲的是一个叫做克拉里莎•戴洛维的女人一生中的一天。这位克拉里莎•戴洛维是个52岁的夫人。在书中,她接受了个任务,遇到了已经没有火花的旧情人,睡了一小会儿,办了个聚会。这就是全部情节。
然而在此书中,我们并不仅限于克拉里莎的视角。人物间的思维意识不断交替,就像接力赛中选手们的接力棒一样。我们进入年老的求婚者彼得•沃尔什(Peter Walsh)的脑海;我们和克拉里莎的女儿伊莉莎白 (Elizabeth)一起购物;我们再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了弹震症,精神失常的老将塞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Septimus Warren Smith)一起待一段时间。我们还进入了一些完全次要的人物的脑海中,不过都是很短的片刻而已--- 一个与克拉里莎相遇于邦德街头(Bond Street)的男人,一个坐在海德公园(Hyde Park)长凳上的老太太。我们最后总会回到克拉里莎身上,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随着她平常的一天的展开,她也被身边人的不同的悲喜剧所环绕。于是我们理解当克拉里莎,或者说我们所有人,在从事日常事务时,我们实际上徘徊于这个广阔的世界中,并无时无刻不以我们的存在改变着它。
在《戴洛维夫人》一书中,伍尔夫断言,任何人一生中的一天,如果仔细观察,都蕴含了我们对于人类生命希望了解的一切,就像每一股DNA都蕴含了整个生物体的蓝图一样。从《戴洛维夫人》和伍尔夫其他的小说中,我们知道,没有生命是微不足道的,只可能是人们观察它们的方式不对。
我在15岁那年,是完全不能理解这些的。我看不懂《戴洛维夫人》,而且我也完全没能在那个女孩面前显得机灵(上帝保佑她,不管她如今在什么地方)。但是即使身为一个无知且懒散的孩子,我已经能够注意到伍尔夫语句的密度、对称性和强度。我心说,哇,她运用语言就和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玩吉他一样。我这样说的意思其实是,她在混乱与秩序间游走自如。她信手拈来,然后在句子似乎即将松散无序时,又及时将它拉拢结合进主旋律。
我在此之前唯一的写作经历还仅限于简单的告示。伍尔夫的句式对我醍醐灌顶。很有可能别的书籍中也有类似的叫人称奇的语句。事实上,我后来发现有一些书确实如此。阅读《戴洛维夫人》逐渐地使我变成了一个读者。
那次的首次阅读,使我既迷茫又心存敬畏--- 甚至可以说,它改变了我的信仰。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我试图写一部关于伍尔夫和《戴洛维夫人》的小说。我虔诚地来实现这个理想。因为,其一,当一个人和天才站在一起时,他会显得比他本身更加渺小。其二,我是个男人,而伍尔夫除了是个伟大的作家外,更是女权主义的象征。长久以来,人们就认为她属于女性群体。
然而,我还是想写一本关于读书的书。尽管我年轻时并没有读懂《戴洛维夫人》的强大内涵,它却教会我纸笔的力量。对于我们一些人而言,在特定的时刻读了特定的书,是必不可少的人生经历,同时也和传统的带来小说写作灵感的事件(如初恋、丧失亲人、婚姻失败等)一样,是写作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我对于写出这样一本书仍有疑虑和担忧,但是我觉得与其写一本完全知道怎么写的书,在这份未知和刺激中锻炼自己更有意义。于是,我提起了笔。
我的小说《时时刻刻》是《戴洛维夫人》的现代复述版。我想知道,在当今这个妇女拥有更多选择机会的世界中,克拉里莎•戴洛维的性格会有多大改变。这很快就被证明其实是我的自以为是,无法让人信服。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尽善尽美的戴洛维夫人,谁还想再要一个翻版呢?
固执如我(固执其实是小说家一项重要素质),我很不情愿就此彻底放弃此书。我试着将它改写成两条线,让关于现代戴洛维夫人的章节和伍尔夫当年写此书时代的情形交替出现。在那个年代里,她不安多疑,却写下了这本不朽的著作。我甚至还试过在奇数页写伍尔夫的故事,在偶数页写克拉里莎的故事,这样在每次翻页时,两个故事就会亲吻。这个主意现在在大众面前说起来很像无稽之谈,但是在我一个人孤寂地思考时,却显得可行得多。
然而,即使加入了第二条线,这本书感觉还是不对。它始终不能散发出文学的气质,而固执地只是一个小说的构思,而不是真正的小说本身。
到这时,我几乎已经决定就此放手,重写本书了。但是一天早晨,我坐在电脑前,开始思考为什么伍尔夫对我如此重要,以致于我愿意花费大半年的时间,就她和她的作品,写一篇注定失败的小说。诚然,我热爱《戴洛维夫人》,但是每个小说家都有自己钟爱的许多部作品,他们却很少有人感到有必要为了本旧书来写一本新书。(我唯一能想起的例外是让•里斯(Jean Rhys)的《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当然,这本书是从罗切斯特(Rochester)先生的第一任妻子伯莎(Bertha)的角度来重新讲述了《简爱》(Jane Eyre)。)
那么,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坐在电脑前,我想象着克拉里莎•戴洛维,继而又想象她的创造者伍尔夫,站在她的身后。然后,完全没有征兆的,我想象着我母亲站在伍尔夫的身后。
我开始思考这一切,然后我意识到我的母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第三个女性的合适人选。我的母亲是个家庭主妇,正是伍尔夫称作“宅屋里的天使”的那种女人。和许多这样的天使一样,我的母亲将她的一生献给了这个对她而言极其狭小的天地。她在我眼中,一直像个亚马逊女王,却被捕获到这郊区,被迫生活在这个难以容纳她的牢笼之中。而这一切,又似乎命中注定,难以逃脱。
我的母亲通过对任何细节吹毛求疵来掌控她对生活的失意。她可以为了决定聚会上鸡尾酒的餐巾而花费大半天。她每顿饭都做得极其精致,却仍然不住担心做得不够好。细菌终于决定不再进驻我家,因为它们在此完全没有生存之地。
坐在电脑前,我开始思考……如果你把最终的目标去掉(这目标对其中一个女人是小说,对另一个,是一个任何糟糕阴暗的东西都不能生根的完美精致的家),剩下的,其实是相同的努力--- 努力去实现一个理想,与崇高相接,创建出无论多么了不起的双手和思想都无法创建出的宏图伟业。
从某些最基础的层面上来看,我的母亲和伍尔夫是在从事相同的伟业。她们都在追求无法实现的理想。俩人都永不满足,因为她们的成果,不管是小说还是蛋糕,都不能而且永远无法与她们的理想相称。这个理想,好像永远飘忽在遥不可及的前方。
在伍尔夫的遗志下来看,这样的等价是对的。她一再强调,没有生命微不足道,女人的生活比男人的更容易被忽视。
因此,我将我的母亲改名为劳拉•布朗(Laura Brown,名字来自于伍尔夫的文章《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夫人(Mr Bennett and Mrs Brown)》),这本书被修改成了三条主线并行。我按照这样的构思写下去。
尽管一个伟大的作家什么时候说起来都首先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不管他或她的人生以及其他事件如何,伍尔夫却很可能是女性生命最伟大的编年史编撰者。她塑造的女性形象从不是声明显赫亦不是臭名昭著。她们拥有的技能都只是传统的女性技能。戴洛维夫人和《到灯塔》中的拉姆齐太太(Mrs Ramsey)一样,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女主人。她们都非常擅长组织晚宴,使晚宴上每个人都不受拘束并有参与感。她们确保食物和中央摆设完美无瑕。这样的技能,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已大大贬值。我们如今更倾向(也最好是这样)女人能够负起更大的职责。而这些职责,即使在2011年的今天,仍然更多是赋予男人身上。
伍尔夫的天才,部分还在于她从不贬低她创造的女性角色,也从不夸大她们的功劳。反而是她小说中的男人们让人感觉到有点可笑:理查德•戴洛维(Richard Dalloway)在法庭上干着一份渺小的工作,拉姆齐先生需要人们对他的智力、能力与潜能不断地给予肯定。在书中,当男人们不断工作,并对他们在世间的地位沮丧叹气时,女人给她们的男人和家庭注入生命。女人是房间里流动着的电波。女人不仅是安慰的源泉,也是活力和智能的源泉。她们知道,当我们的工作最终被年轻人接管,我们的尘世工作被束之高阁之时,我们仍然需要食物和爱。
伍尔夫对于这一切尽管写得十分睿智,真实生活中却并不如此肯定。这一点其实并不算意外。在她的眼里,她的姐姐瓦内萨(Vanessa)才是真正的艺术家。瓦内萨有孩子有爱人,有一种敢作敢为的气概,伍尔夫甚至愿意成为瓦内萨的画中人。伍尔夫承认,她的姐姐未必是学者中最聪明的,却拥有炽热的激情,而她自己,则是个干枯不育的老处女姨娘(她和伦纳德的婚姻是友善的,却没有激情),终生写书。尽管这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与生儿育女相比,终究相对枯燥。
即使她写出了《一个人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这样的作品,她仍然有着上述想法。早期的女权主义,实现起来远比我们想象得要难。你也许可以说,衡量一个艺术家的伟大与否,就看他是否能够超越他或她本身的个性、对安全感的渴求以及其它小毛病。伍尔夫为女性呼吁平等,但同时,也因为自身没有后代,而觉得活得很失败。
令作者、代理商和编辑们意外的是,《时时刻刻》(这原本是伍尔夫对于《戴洛维夫人》一书最初的命名)不知什么原因,逃离了似乎是它显而易见的命运安排--- 被伍尔夫的一小群粉丝阅读(很大可能还不被认可),然后以仅存的一点尊严,向剩余的读者进军。它销量还不错(如果以畅销书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最大的惊喜是,它还被制成了电影,且大受欢迎,由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扮演弗吉尼亚,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扮演克拉里莎,朱丽安•摩尔(Julianne Moore)扮演劳拉。很多人问我,我觉得伍尔夫会对书和电影怎么看。我肯定,她不会喜欢我的书--- 她可是一个非常凶暴的批评家。她估计也不大会喜欢这部电影,不过我还是愿意认为,她看到自己由美丽的好莱坞电影明星扮演应该会很高兴。
 
我的母亲,作为小说中唯一活着的人物,对小说并不满意,尽管她勇敢地表示她喜欢。我实在愚蠢,居然会认为她会对此事很高兴,因为我把她的生命看得如此重要,必须写进小说。我却没有想到,她会感到被曝光,被背叛,以及被误解。母亲们,永远不要让你们的孩子成为小说家。
在小说出版几年以后,电影还在制造之时,我的母亲被查出来患有癌症。因为长期没有检查出来,到发现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在确诊后,我母亲活了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在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我和我的父亲,姐姐一起,在洛杉矶与她相伴。我致电给电影制片人斯科特•鲁丁(Scott Rudin)。我说,我的母亲估计看不到电影上映了,能不能请你安排,让她看到目前你已经拍出的电影片段?鲁丁当时只有20分钟的日常纪录片,他派人送到我家。我把碟片插入电视,而信使则在另一个房间耐心地等待。
于是我和我身患绝症的母亲,一起坐在从我15岁那年就买回的沙发上,观看朱丽安•摩尔扮演着她,仿佛又回到她年轻的时代,神采奕奕。
这在世间万物之间只能算是一件极小的事情。它是一件微小的恩惠。然而,十年之后,我仍然为事情的运作方式感到惊奇。在岁月长河的一端,伍尔夫开始写作一部新的小说。她担心这会不会只是一时的好奇心驱使,会不会是人类又一次失败的实践。而这实践者疯狂远多于天赋,只是一个壮志未酬的作家,每天关注于世间普通妇女的生活。她们被战争、折磨以及整个人类的谋杀所困扰。在岁月长河的另一端,70年后,我的母亲这样一位理论上可以出现在伍尔夫书中的人物,观看着自己由才华横溢的演员扮演,知道(至少我希望她知道)她的生活远比她自己所敢想的要有意义得多。

我得事先告诉你,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聚会上是很有趣的一个人。这么说,是因为即使在她过世70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常常把她想象成英国文学界的神秘女士,愤怒且悲伤,从文学史上某个昏暗的角落怒视过来,口袋里还紧紧攥着一块石头。
当然,她有过忧伤的时刻。这个我过会儿再谈。但是首先我要向不了解她的人宣布,当她没有沉浸在她阵发性的抑郁中时,她是一个十分热爱聚会的人。她可以就几乎任何话题谈笑风生。她浑身散发着魅力。她对别人说的话很有兴趣(虽然我必须承认,她有时也很打击人)。她热爱未来,期待着可能发生的奇迹。
身为一个无畏的女权主义者,她却很容易因为别人对于她着装的一句嘲讽,连日自责。她不容易自我鼓舞。并且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缺少时尚的细胞。同时,她对她的作品极度缺乏自信。她常常怀疑,她在小说方面“华而不实的实践”,很有可能和其它别人无谓尝试的成果一起,被束之高阁。
很多艺术家身前不被人欣赏,在后世作品却大放异彩,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然而,对于伍尔夫这样一位充满魅力却同时敏感脆弱的女人而言,她患有阵发性的抑郁症,性冷淡,穿衣品味奇怪, 说起来就不像个足够坚强,能经历历史狂风大浪考验的英雄人物。更不用说和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同时期另一位现代主义者)相比。后者大肆鼓吹自己的天才,如同将军规划一场进攻一样,为自己的不朽英名做足准备。
70年前,伍尔夫投河自杀,享年59岁。其中部分原因还在于,她的最后一部小说,《幕间》(Between the Acts),彻底失败。像她这样,在身前对自己的成就如此不敢肯定的伟大作家,相对还是比较少的。
从我自己的小说《时时刻刻》(The Hours)发表之后,因为伍尔夫是我文中的人物,我对她的生活和工作有了些(也许是很肤浅的)了解,却意想不到地成为了公认的这方面的专家。我很惊奇有太多人这样跟我说:“是,伍尔夫是很了不起,但是她成不了乔伊斯,不是吗?”
她确实成不了乔伊斯。因为她就是她自己。她有她的局限之处。她只写上层社会名流的生活,并且与性爱毫不相关。她所有的作品里一共只提及了两次浪漫的亲吻--- 一次在《远航》(The Voyage Out)一书,一次在《戴洛维夫人》(Mrs Dalloway)一书。在这两本相对早期的书之后,她再也没有写过任何情色的片段。
但是说真的,我怀疑人们拿伍尔夫和乔伊斯相比,对她的偏见可能更因为她的写作多关于妇女,以及当时妇女主要掌管的领域--- 家庭事件。而乔伊斯就相对嗅觉灵敏,他写的大多关于男人。
身为女人,伍尔夫特别能够理解没有太多事情可干的女人们所经历的无助感。她知道,并且强调说,主持家务安排聚会的生活未必就一定是没有意义的生活。她使我们明白,即使是最恭俭的家庭生活,对于经历着这种生活方式的人而言,仍然是了不起的征程,不管它在外人的眼里看起来多么平凡。她拒绝像其他大多数作家那样,忽视这种“平凡”的生活。
这也许和伍尔夫本身不稳定的精神状态有关。而且她也担心自己会被当成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而被忽视。如果她担忧过多或是异常兴奋,她就会陷入绝望的精神状态,那时“抑郁”这样的术语相比之下,就显得十分正常了。在她清醒的时刻,她很擅长举办聚会。但别的时刻,她简直叫人无法安慰。她看到幻觉。她用天才特有的致命的犀利,猛烈抨击亲近的人,她的丈夫伦纳德(Leonard)首当其冲。而这苛刻的本领,即使在逻辑丧失的时候,也依然功力不减。这样的弗吉尼亚就一点都不可爱了。
黑暗的魔咒总会逝去,通常也就是几个星期的事。但是伍尔夫却常常笼罩在对下一次魔咒发作的恐惧中,并且她担心自己的精神状态太不稳定,而不能维持作家生涯。当她开始写小说时,她对自身疯狂的恐惧使得她写了两部相对传统的作品:《远航》(The Voyage Out)和《夜与日》(Night and Day)。她想向自己和他人证明,她(大多数时候)足够清醒,也可以像其他小说家一样写出正常的小说,而不是一个疯女人的胡言乱语和疯狂怒吼。她尤其要力图证明自己的健康,因为她的编辑是她同母异父的哥哥乔治•达克沃思(George Duckworth), 而此人曾在她12岁时非礼过她。不难想象,通过这最初的两本书,伍尔夫想向达克沃思证明,他并没有对她造成长久的创伤。也不难想象,同时期几乎没有男性作家身陷这样的境遇。
在《夜与日》出版之后,为了缓解伍尔夫的“黑暗魔咒”和燥郁不安,她和伦纳德搬去了里士满(Richmond)安静的郊区,并在他们自己住处的地下室创立了印刷社。这就是霍加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的发源地。它早期的出版物包括了伍尔夫高度反传统的小说《雅各的房间》(Jacob's Room)。和伦纳德一起出版她自己的作品,造成了很大的变化。很突然地,伍尔夫就不再对任何人作出回应。她已经证明过了她有能力写出类似其他作家的小说。这样,就迎来了她创作的辉煌时期,该时期一直延续到她去世为止。她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雅各的房间》之后,紧接着出版了《戴洛维夫人》,《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奥兰多》(Orlando),并从此一发不可收。
这份新的自由对于伍尔夫成为艺术家很关键,却对她的阵发性抑郁治疗效果不大。抑郁症困扰了她的一生。当时,心理学还完全没有成形。虽然霍加斯出版社后来出版过佛洛依德(Freud)早期的书籍,但是当时伍尔夫却没有任何治疗方案可以借鉴。在二十世纪20年代,人们认为精神不正常起源于牙齿发炎,并最终感染大脑。伍尔夫因此拔过几颗牙,却并没有好转。
尽管如此,如果说伍尔夫比大多数人都更了解最深痛的悲哀的话,她通过奇特的意志显示,她也比几乎所有人都更擅长传递活着的美好--- 那份能够在一个普通的六月的星期二,生活于这个世间的平淡的喜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些粉丝如此狂热的爱着她。她知道生活有多么糟糕。但是,她仍然坚持相信简单永恒的美好,尽管美好往往转瞬即逝。伍尔夫对于世界的热爱与乐观,这份坚定值得我们信任,因为她是一个经历过生活最低谷的作家。在她的书中,生命生生不息,宏伟奢华,美妙绝伦;它超越障碍与挫折。
我在高二的时候第一次读《戴洛维夫人》。我很懒,不是那种可以拿本书读得如痴如醉的孩子(而且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就读的洛杉矶的学校专为懒人修订的课程中,并没有收录此书)。我只是急切想取悦一个当时在读这本书的女孩。我希望,通过显得有文化一点,我可以获得女孩的芳心。
如果你还不了解,《戴洛维夫人》讲的是一个叫做克拉里莎•戴洛维的女人一生中的一天。这位克拉里莎•戴洛维是个52岁的夫人。在书中,她接受了个任务,遇到了已经没有火花的旧情人,睡了一小会儿,办了个聚会。这就是全部情节。
然而在此书中,我们并不仅限于克拉里莎的视角。人物间的思维意识不断交替,就像接力赛中选手们的接力棒一样。我们进入年老的求婚者彼得•沃尔什(Peter Walsh)的脑海;我们和克拉里莎的女儿伊莉莎白 (Elizabeth)一起购物;我们再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了弹震症,精神失常的老将塞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Septimus Warren Smith)一起待一段时间。我们还进入了一些完全次要的人物的脑海中,不过都是很短的片刻而已--- 一个与克拉里莎相遇于邦德街头(Bond Street)的男人,一个坐在海德公园(Hyde Park)长凳上的老太太。我们最后总会回到克拉里莎身上,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随着她平常的一天的展开,她也被身边人的不同的悲喜剧所环绕。于是我们理解当克拉里莎,或者说我们所有人,在从事日常事务时,我们实际上徘徊于这个广阔的世界中,并无时无刻不以我们的存在改变着它。
在《戴洛维夫人》一书中,伍尔夫断言,任何人一生中的一天,如果仔细观察,都蕴含了我们对于人类生命希望了解的一切,就像每一股DNA都蕴含了整个生物体的蓝图一样。从《戴洛维夫人》和伍尔夫其他的小说中,我们知道,没有生命是微不足道的,只可能是人们观察它们的方式不对。
我在15岁那年,是完全不能理解这些的。我看不懂《戴洛维夫人》,而且我也完全没能在那个女孩面前显得机灵(上帝保佑她,不管她如今在什么地方)。但是即使身为一个无知且懒散的孩子,我已经能够注意到伍尔夫语句的密度、对称性和强度。我心说,哇,她运用语言就和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玩吉他一样。我这样说的意思其实是,她在混乱与秩序间游走自如。她信手拈来,然后在句子似乎即将松散无序时,又及时将它拉拢结合进主旋律。
我在此之前唯一的写作经历还仅限于简单的告示。伍尔夫的句式对我醍醐灌顶。很有可能别的书籍中也有类似的叫人称奇的语句。事实上,我后来发现有一些书确实如此。阅读《戴洛维夫人》逐渐地使我变成了一个读者。
那次的首次阅读,使我既迷茫又心存敬畏--- 甚至可以说,它改变了我的信仰。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我试图写一部关于伍尔夫和《戴洛维夫人》的小说。我虔诚地来实现这个理想。因为,其一,当一个人和天才站在一起时,他会显得比他本身更加渺小。其二,我是个男人,而伍尔夫除了是个伟大的作家外,更是女权主义的象征。长久以来,人们就认为她属于女性群体。
然而,我还是想写一本关于读书的书。尽管我年轻时并没有读懂《戴洛维夫人》的强大内涵,它却教会我纸笔的力量。对于我们一些人而言,在特定的时刻读了特定的书,是必不可少的人生经历,同时也和传统的带来小说写作灵感的事件(如初恋、丧失亲人、婚姻失败等)一样,是写作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我对于写出这样一本书仍有疑虑和担忧,但是我觉得与其写一本完全知道怎么写的书,在这份未知和刺激中锻炼自己更有意义。于是,我提起了笔。
我的小说《时时刻刻》是《戴洛维夫人》的现代复述版。我想知道,在当今这个妇女拥有更多选择机会的世界中,克拉里莎•戴洛维的性格会有多大改变。这很快就被证明其实是我的自以为是,无法让人信服。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尽善尽美的戴洛维夫人,谁还想再要一个翻版呢?
固执如我(固执其实是小说家一项重要素质),我很不情愿就此彻底放弃此书。我试着将它改写成两条线,让关于现代戴洛维夫人的章节和伍尔夫当年写此书时代的情形交替出现。在那个年代里,她不安多疑,却写下了这本不朽的著作。我甚至还试过在奇数页写伍尔夫的故事,在偶数页写克拉里莎的故事,这样在每次翻页时,两个故事就会亲吻。这个主意现在在大众面前说起来很像无稽之谈,但是在我一个人孤寂地思考时,却显得可行得多。
然而,即使加入了第二条线,这本书感觉还是不对。它始终不能散发出文学的气质,而固执地只是一个小说的构思,而不是真正的小说本身。
到这时,我几乎已经决定就此放手,重写本书了。但是一天早晨,我坐在电脑前,开始思考为什么伍尔夫对我如此重要,以致于我愿意花费大半年的时间,就她和她的作品,写一篇注定失败的小说。诚然,我热爱《戴洛维夫人》,但是每个小说家都有自己钟爱的许多部作品,他们却很少有人感到有必要为了本旧书来写一本新书。(我唯一能想起的例外是让•里斯(Jean Rhys)的《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当然,这本书是从罗切斯特(Rochester)先生的第一任妻子伯莎(Bertha)的角度来重新讲述了《简爱》(Jane Eyre)。)
那么,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坐在电脑前,我想象着克拉里莎•戴洛维,继而又想象她的创造者伍尔夫,站在她的身后。然后,完全没有征兆的,我想象着我母亲站在伍尔夫的身后。
我开始思考这一切,然后我意识到我的母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第三个女性的合适人选。我的母亲是个家庭主妇,正是伍尔夫称作“宅屋里的天使”的那种女人。和许多这样的天使一样,我的母亲将她的一生献给了这个对她而言极其狭小的天地。她在我眼中,一直像个亚马逊女王,却被捕获到这郊区,被迫生活在这个难以容纳她的牢笼之中。而这一切,又似乎命中注定,难以逃脱。
我的母亲通过对任何细节吹毛求疵来掌控她对生活的失意。她可以为了决定聚会上鸡尾酒的餐巾而花费大半天。她每顿饭都做得极其精致,却仍然不住担心做得不够好。细菌终于决定不再进驻我家,因为它们在此完全没有生存之地。
坐在电脑前,我开始思考……如果你把最终的目标去掉(这目标对其中一个女人是小说,对另一个,是一个任何糟糕阴暗的东西都不能生根的完美精致的家),剩下的,其实是相同的努力--- 努力去实现一个理想,与崇高相接,创建出无论多么了不起的双手和思想都无法创建出的宏图伟业。
从某些最基础的层面上来看,我的母亲和伍尔夫是在从事相同的伟业。她们都在追求无法实现的理想。俩人都永不满足,因为她们的成果,不管是小说还是蛋糕,都不能而且永远无法与她们的理想相称。这个理想,好像永远飘忽在遥不可及的前方。
在伍尔夫的遗志下来看,这样的等价是对的。她一再强调,没有生命微不足道,女人的生活比男人的更容易被忽视。
因此,我将我的母亲改名为劳拉•布朗(Laura Brown,名字来自于伍尔夫的文章《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夫人(Mr Bennett and Mrs Brown)》),这本书被修改成了三条主线并行。我按照这样的构思写下去。
尽管一个伟大的作家什么时候说起来都首先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不管他或她的人生以及其他事件如何,伍尔夫却很可能是女性生命最伟大的编年史编撰者。她塑造的女性形象从不是声明显赫亦不是臭名昭著。她们拥有的技能都只是传统的女性技能。戴洛维夫人和《到灯塔》中的拉姆齐太太(Mrs Ramsey)一样,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女主人。她们都非常擅长组织晚宴,使晚宴上每个人都不受拘束并有参与感。她们确保食物和中央摆设完美无瑕。这样的技能,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已大大贬值。我们如今更倾向(也最好是这样)女人能够负起更大的职责。而这些职责,即使在2011年的今天,仍然更多是赋予男人身上。
伍尔夫的天才,部分还在于她从不贬低她创造的女性角色,也从不夸大她们的功劳。反而是她小说中的男人们让人感觉到有点可笑:理查德•戴洛维(Richard Dalloway)在法庭上干着一份渺小的工作,拉姆齐先生需要人们对他的智力、能力与潜能不断地给予肯定。在书中,当男人们不断工作,并对他们在世间的地位沮丧叹气时,女人给她们的男人和家庭注入生命。女人是房间里流动着的电波。女人不仅是安慰的源泉,也是活力和智能的源泉。她们知道,当我们的工作最终被年轻人接管,我们的尘世工作被束之高阁之时,我们仍然需要食物和爱。
伍尔夫对于这一切尽管写得十分睿智,真实生活中却并不如此肯定。这一点其实并不算意外。在她的眼里,她的姐姐瓦内萨(Vanessa)才是真正的艺术家。瓦内萨有孩子有爱人,有一种敢作敢为的气概,伍尔夫甚至愿意成为瓦内萨的画中人。伍尔夫承认,她的姐姐未必是学者中最聪明的,却拥有炽热的激情,而她自己,则是个干枯不育的老处女姨娘(她和伦纳德的婚姻是友善的,却没有激情),终生写书。尽管这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与生儿育女相比,终究相对枯燥。
即使她写出了《一个人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这样的作品,她仍然有着上述想法。早期的女权主义,实现起来远比我们想象得要难。你也许可以说,衡量一个艺术家的伟大与否,就看他是否能够超越他或她本身的个性、对安全感的渴求以及其它小毛病。伍尔夫为女性呼吁平等,但同时,也因为自身没有后代,而觉得活得很失败。
令作者、代理商和编辑们意外的是,《时时刻刻》(这原本是伍尔夫对于《戴洛维夫人》一书最初的命名)不知什么原因,逃离了似乎是它显而易见的命运安排--- 被伍尔夫的一小群粉丝阅读(很大可能还不被认可),然后以仅存的一点尊严,向剩余的读者进军。它销量还不错(如果以畅销书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最大的惊喜是,它还被制成了电影,且大受欢迎,由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扮演弗吉尼亚,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扮演克拉里莎,朱丽安•摩尔(Julianne Moore)扮演劳拉。很多人问我,我觉得伍尔夫会对书和电影怎么看。我肯定,她不会喜欢我的书--- 她可是一个非常凶暴的批评家。她估计也不大会喜欢这部电影,不过我还是愿意认为,她看到自己由美丽的好莱坞电影明星扮演应该会很高兴。
 
我的母亲,作为小说中唯一活着的人物,对小说并不满意,尽管她勇敢地表示她喜欢。我实在愚蠢,居然会认为她会对此事很高兴,因为我把她的生命看得如此重要,必须写进小说。我却没有想到,她会感到被曝光,被背叛,以及被误解。母亲们,永远不要让你们的孩子成为小说家。
在小说出版几年以后,电影还在制造之时,我的母亲被查出来患有癌症。因为长期没有检查出来,到发现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在确诊后,我母亲活了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在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我和我的父亲,姐姐一起,在洛杉矶与她相伴。我致电给电影制片人斯科特•鲁丁(Scott Rudin)。我说,我的母亲估计看不到电影上映了,能不能请你安排,让她看到目前你已经拍出的电影片段?鲁丁当时只有20分钟的日常纪录片,他派人送到我家。我把碟片插入电视,而信使则在另一个房间耐心地等待。
于是我和我身患绝症的母亲,一起坐在从我15岁那年就买回的沙发上,观看朱丽安•摩尔扮演着她,仿佛又回到她年轻的时代,神采奕奕。
这在世间万物之间只能算是一件极小的事情。它是一件微小的恩惠。然而,十年之后,我仍然为事情的运作方式感到惊奇。在岁月长河的一端,伍尔夫开始写作一部新的小说。她担心这会不会只是一时的好奇心驱使,会不会是人类又一次失败的实践。而这实践者疯狂远多于天赋,只是一个壮志未酬的作家,每天关注于世间普通妇女的生活。她们被战争、折磨以及整个人类的谋杀所困扰。在岁月长河的另一端,70年后,我的母亲这样一位理论上可以出现在伍尔夫书中的人物,观看着自己由才华横溢的演员扮演,知道(至少我希望她知道)她的生活远比她自己所敢想的要有意义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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